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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技术带来的第二次机器革命

时间:2014-11-05 10:32:25来源:中电联战略研究部

    一、数字化技术如何推动第二次机器革命的出现
    所谓的“第一次机器革命”,指的是18世纪末期伴随着蒸汽机诞生的工业革命。纵观人类的历史可以发现,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的发展历史一直很缓慢。但工业革命之后的二百多年,人类的发展进程开始加速,出现直线上升的发展态势。以至于有些历史学家夸张的形容这一过程:人类的历史只发生了一件事,那就是工业革命。该书的两位作者认为工业革命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其开启的技术进步过程克服了人类和动物肌肉力量的限制,让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能源产生的动能。现在第二次机器革命的时代到来了,像工业革命后的技术发展延展了肌肉力量一样,计算机及其他数字技术帮助我们突破大脑理解及塑造环境的能力,引领我们进入了新的领域。
    近年来数字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许多以前听起来是科幻小说中的事物已经成为现实:无人驾驶汽车、人类语音识别系统、自动翻译系统、具有一定判断能力的超级计算机、3D打印机等产品的出现极大的拓展了人类的理解与认知能力,使人类进行知性活动时更为便利。这些都预示着第二次机器革命的到来。那么这一巨大的技术变革是如何出现的?正是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导致的指数化增长、数字化进步、组合化创新孕育了第二次机器革命。
    1.指数化增长
    著名的摩尔定律指出,计算机的计算能力每18个月提高一倍。这一增长速度明显不同于其他产品效率的提升速度。计算机行业惊人的指数化增长速度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遐想,如果这种指数化的增长模式能扩展到其它行业,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惊人的。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声音数字化技术、数码相机技术、数字传感技术都取得了近似计算机行业指数化的增长模式。同时也可以大胆的预测,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化技术会在各个行业获得广泛的应用,指数化增长模式将成为未来行业发展的主流。经过人类历史发展几千年数量上的积累,指数化增长会导致数量上巨额的增加。充足的指数增长和进步能够把我们带入一个令人吃惊的新天地。
    2.数字化进步
    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使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数字化技术几乎深入到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重塑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它把各种各样的信息和媒体方式转化成计算机以及其他同类产品能够识别的语言,许多以往计算机无法理解的工作经过数字化处理,如今都可以简化为数字信息而为计算机接收,这大大扩展了计算机工作的范围。更为重要的是,这类信息的非竞争性与复制时的零边际成本使数字化进步的速度极为迅速。这种网络效应直接导致了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当我们拥有海量的数据并拥有对其进行处理的技术时,许多分析工作就变得十分简单。这使得数字化的进步成为塑造第二次机器革命的第二个动力。
    3.组合化创新
    自从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提出创新理论以来,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就一直为人们所重视。但据一些研究显示,创新的能力不是无限的,而当新的技术创新没有出现时,经济危机就会发生。人们不禁担心创新是否有穷尽的一天,而世界经济的增长陷于停滞。而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这类担心。数字网络的普及一方面为接受教育的人们提供了海量的教育资源、提高了教育水平,另一方面为组合化创新提供了平台。所谓“组合化创新”就是将已经存在的事物重组起来,形成一种新的形式。数字创新就是一种纯粹的组合式创新,每一步的发展都会成为未来创新的一块“积木”。各种组合、各种可能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倍增长。这也为第二次机器革命提供了充足的动力。
    二、第二次机器革命会带来什么
    数字技术引发的第二次机器革命已经是大势所趋,那么二次机器革命究竟会为我们带来什么?从社会、经济的角度讲,可以预见的结果有以下几个:1)、真实生产率的增长。2)、财富的重新分配。3)、丰厚的技术红利。
    1.真实生产率的增长
     每一次的产业革命都会为经济的增长提供持续的动力,当经济体增长速度放缓时,新的创新又会出现,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但目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经济危机的间隔出现都显示,产业革命导致的经济持续增长并没有出现。实际上第二次机器革命产生的真实经济增长率变化已经悄然发生,具体有以下两方面的表现:
    (1)产业革命导致的经济增长需要一个调整期。分析以往以电力和内燃机点火为特征的产业革命可以发现,在电力革命出现的前期,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生产率是下降的。这与目前数字化技术广泛应用前期的生产率状况是相同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西维尔森(Chad Syverson)认为:电器时代生产率增长的缓慢开始及随后加速与现今的增长达到了高度的吻合。理解这一增长模式的关键是,通用目的的技术一直需要填补。在技术的开始阶段到生产率大规模增长阶段之间会有一段延迟期。而当技术创新逐渐带动商业生产模式和组织架构发生变革,大规模的经济增长就会出现。我们正处于机器革命带来的增长延迟期,随着机器革命的不断深化,经济会出现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状态,新一轮的繁荣即将到来。
   (2)以GDP为经济增长的主要衡量指标忽略了经济发展中的许多问题。以数字技术为例,当人们通过网络远程视频通话时,由于网络通话服务是免费的,这一行为并不能通过GDP的变化来反映,但对经济是有影响的。同时由于许多数字商品是免费的,对GDP并不产生直接影响,但它们极大的提高了我们生活的满意度,因而对经济发展是十分重要的。随着第二次机器革命的出现,越来越多的数字商品将会成为市场上的主流,因而继续使用GDP等基于实物增长的经济指标无法准确的衡量经济增长。在新的经济时代,知识产权、商业流程与生产技术、人力资本、用户生成内容(即Facebook、微博一类的原创分享内容)将为成为企业竞争中的关键要素。而对经济增长的衡量来讲,统计指标不再重要,而消费无形产品带来的消费者剩余更为重要。
    2.财富的重新分配
    第二次机器革命可能对财富产生两种影响:一是由于技术进步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提高社会整体的回报率,带来社会财富的整体调高。二是由于采用更多的机器动力,许多工作采用自动化机器设备完成,从而出现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造成大量的失业和财富损失。这两种作用的方向是相反的,那么究竟第二次机器革命会产生哪一种方向的财富变化?这主要取决于机器革命对以下三个财富维度的影响:高技能劳动者与低技能劳动者、通吃的赢家与其他人、资本与劳动力。
    (1)高技能劳动者的财富将会增加,而低技能劳动者的财富将会有一定程度的降低。正像两位作者在其之前的著作《与机器赛跑》中所说的“迄今为止计算机可能会严重破坏人类劳动力市场,从而进一步削弱全球经济”,技术创新的步伐远远超过了一部分劳动者适应新技术的速度,技术的破坏效应与创造效应并存,这导致了“技术性失业”的出现。技术进步对生产率起到倍增器的作用,但技术可能不会平等的影响到所有的投入要素,只对那些符合新技术要求的人会带来财富的增加。像大数据分析、高速通信和快速成型技术等工作在机器革命中会变的更为热门,因而增加了以工程师为代表的高技能劳动力设计的价值。而上述技术的应用降低了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同时新技术革命会带来公司组织架构的重组与再造,数字化技术会在该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意味着对生产流程的重新设计与再造,低技能劳动者会被生产流程淘汰,这种组织与技术的结合使公司对教育程度更高的劳动者需求增长。
     (2)数字化时代会产生赢家通吃的生存逻辑。赢家通吃的经济学逻辑最早由舍温·罗森(Sherwin Rosen)提出,指在选择一种产品或服务时,购买者会倾向于选择最佳品质的产品与服务。当生产能力受限或运输成本高昂时,次级售卖者也会有一定市场。由于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数字产品的生产与复制成本极低,而交通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通信技术出现了大幅提升,这为最佳品质制造商通吃市场创造了条件。而在赢家通吃的经济逻辑下劳动者的报酬由相对效率决定,这也便于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因为相对于绝对效率的提升,相对效率更容易提高。
    (3)技术不仅在不同规模人力资本的拥有者中间创造了赢家与输家,它也在改变着国民收入的分配方式,即在实体资本的拥有者和劳动力之间的分配。如果一些劳动者的工作和机器人可以替代的工作非常接近,那么他们的薪酬就会面临向下的压力。同时当技术进步使劳动生产率获得了增长,普通劳动者能从公司利润、红利和资本收益中获利,雇主也能够承担更高的劳动报酬。
    3.丰厚的技术红利
    实际上财富分配与生产率的变化只是第二次机器革命带来巨大变化中的一小部分,还有一种更为广阔的看待技术革命的视角:关注技术革命带来的丰厚的技术红利。作者在《与机器赛跑》中提出了现代计算机技术作为通用技术的重要性。“通用技术”指的是极其强大的一组技术创新,它们打断并加速了经济进步的正常步伐。“整个时代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似乎都受通用技术的推动。通用技术及普及程度,技术进步的内在潜力和创新互补性为特点。故此,随着通用技术的进步,它们扩散到整个经济当中,带来了整体生产力的提高”。计算机就是我们时代的通用技术,计算机和数字化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创造了一个更加富足的世界,一个越来越少的原材料、资本和劳动力投入能够带来越来越多产出的世界。技术红利并不简单的意味着更廉价的消费品,它影响着我们生活的很多领域:医疗技术、在线教育、丰富的数字化产品等等。丰厚的技术红利会一定程度上抵消因技术革命带来的财富两级分化,创造更为丰富的生活。同时技术红利的另一方面是改变全球分工的方式,经济全球化使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国家能获得大量的生产订单,当第二次机器革命到来时,数字化技术使劳动力的廉价不再成为优势,而拥有较高研发能力、机器生产技术的国家将会重新成为生产厂商的聚集地。这是技术革命带来的新机遇,谁能抓住这一机遇就可以在今后的全球分工中占据优势。
    三、我们如何应对第二次机器革命的挑战
如果第二次机器革命意味着更多的低技术水平劳动者失业、财富的重新分配、产业升级过程的重塑、经济全球化的再次洗牌,那么是否意味着低技术劳动者就会被社会淘汰?而赢家通吃的经济逻辑盛行于世、财富出现明显的两级分化?目前拥有较低研发能力的国家与地区只能成为新革命中的旁观者,由于自身技术水平的差距而无法享受到丰厚的技术红利呢?实际上面对机器革命,我们还可以做很多,以应对新的技术浪潮的挑战,成为技术的主宰者。
    1.教育方式的变革
     教育在技术变革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技术变革催生了教育方式的变革,创造了更多需要新技术的工作岗位,淘汰那些暂时不适应岗位要求的劳动力,以需求促进教育供给的改变。以数字化技术为特点的新技术浪潮也推动了教育的普及与发展,特别是网络通讯及网上教育的高速发展,为教育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当教育变革适应新技术的要求时,教育系统会提供更多的适应新技术要求的劳动力,同时为进一步技术创新提供智力支持,这一切会使教育与新技术形成良性的互动,相互促进。
    2.培育创业精神
     新技术在推广的过程中必然会淘汰一部分传统的工作种类,同时,经济体系必然还会创造新的符合技术要求的工种和行业。这是经济体由毁灭到创新的必然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相对于政府和学术研究者,创业者对市场的变化更为敏感,也具有更大的新行业开拓力。在此过程中政府要适当的放松对创业企业的监管,创造有利于创业企业的商业环境。
    3.支持创新,支持研究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基础研究能够产生很大的正面外部效应。在第二次机器革命的时代,技术创新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通过数字化平台上的组合式创新,可以产生指数型增长的创新成果,这对新技术时代经济社会的发展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为达到支持创新的目的,必须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它既是对创新的奖励,也涉及对创新的投入和付出。但目前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是,产权保护需要把握一个适当的度。合适的产权保护程度应当既能鼓励创新又不至于因提供太多的保护而扼杀创新。
    4.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生产的调节作用
    针对第二次机器革命中赢者通吃的市场逻辑,我们应当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及生产的调节作用。税收一直是政府用来调节经济的重要工具,但在数字化技术广泛应用的大背景下,税收的调节作用将会得到更大的提升。比如说治理交通拥堵,单纯通过行政控制的手段调节拥堵副作用较大且不易控制。而在电子化通行手段和数字化摄像头广泛应用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拥堵性收费动态的调整道路的通行成本,驾驶员只有在出行成本低于出行价值的情况下才会出行,提高了总体的社会福利水平。类似的数字化技术与税收的结合会使税收的调节作用充分发挥,以达到经济稳定运行和减少收入差距的目的。
    5.注重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
    当第二次机器革命逐渐深化时,物质的需求和欲望可能相对不是那么重要,人们会更加关注灾难性风险和技术带来的负面效应。由于数字化技术将世界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世界的密集型与复杂性也大大的增加,各种复杂的数字设备将世界联系成一个庞大的系统。这一系统存在两个严重的威胁:一是一些微小的疏漏连续发生就可能会变成更大、更具破坏性的大事故。二是这一系统更容易成为间谍、犯罪分子、极端分子的选择目标。如果犯罪分子拥有一定的技术就会对造成系统性的威胁。为应对这些威胁,必须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结合技术手段构建更加安全的社会环境。
    6.促进组织创新
     在新时代里人类如何应对机器的竞争?另一种解决的办法是组织创新:共同创造新的组织结构、流程和业务模式,充分利用日新月异的技术和人类技能。具体来讲,就是设计新的商业模式,把数量不断膨胀的中等技能工人和日益廉价的技术结合起来,共同创造价值。数字技术创造了无数的机会,让人得以利用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分散化知识,造福整个经济。这样一来,在技术的促动下,形成“微型跨国企业”的机会越来越多,使越来越多的人创办起了全国甚至全球企业,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抵达了赚取超级明星报酬的位置。数字化技术使更多人投入到创造过程,创造岗位与财富,利用新的组织模式将机器由竞争对手转变为合作伙伴。